卢映西：论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性基础

（2017-2-4，草根网）

    摘要：马克思主义为揭示人性的本质提供了真正科学的方法。劳动使人类最终脱离了动物界，并使人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自我意识和成就感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 ，需要的层次不断提升，行为动机呈现多向性，为利他主义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会转化为现实性，并且在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呈现出不可替代的必要性。最近的西方经济危机再次证明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利己会导致利他的神话已经破灭，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分析经济学的人性基础以实现对经济学理论的重构，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

        一、引言

    自2008年爆发世界性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至今仍无法看到全球经济复苏的明显迹象。习近平总书记最近作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还在继续，世界经济仍然处 在深度调整期。”[1]这实际上也反映了统治全球经济学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深刻危机，重构经济学理论框架的任务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在这种理论重构中，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对人性本质的再认识。古往今来，人性从来就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基础性的问题，但对人性的认识则一直争论不休。在经济学中，不同的经济理论对人性的假设也不一样，各派争论的焦点在人性中的利己和利他问题上。在正确认识人性本质方面，近年来程恩富教授提出的包含“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在内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2]为能够取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经济理论框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推进经济学理论的重构，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性分析的根本方法和原理，侧重于从人的需要和行为动机这个角度的对西方经济学的利己经济人假设的理论误区进行深入剖析，在无限丰富的人性中考察利己和利他这两类相反的行为动机。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人性”是指所有人都具有的共同属性[3]；而“利己”和“自私”则是一对近义词，但两者涵义有所区别。“自私”常常意味着损人利己，而“利己”则不一定要以损人为前提。也可以说，“自私”是更为极端的“利己”。

          二、“利己”或“自私”确实是人性中的自然属性之一

    西方主流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完全利己经济人假设”，这个假设认为人在经济活动中最根本的动机就是利己，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应当说，这个假设还是有一定经验事实作 为根据的，而且这样的事实不但经济学家能够观察到，其他学科的学者同样能观察到。

    民国时期，四川有一位亦学亦官的学者，名叫李宗吾。他看到爱因斯坦因创立“相对论”而名扬四海，非常羡慕，于是自己也创立了一种颠覆传统的学说，称之为“厚黑学”。这个理论 从观察人的利己本性开始：随便找一个当母亲的，让她抱着亲生儿子吃饭，小孩见了母亲手中的碗就伸手去拖，如不提防，就会被他打烂；母亲手中拿着糕饼放在自己的口中，他就会伸手从 母亲口中把糕饼取出放在他自己的口中。又如小孩坐在母亲的怀抱中吃奶，或者吃饼的时候，哥哥走到面前，他就要伸手推他打他。这些行为都是出于“不学而会，不虑而知”的本性，李宗 吾誉之为人的“良知良能”。他的“厚黑学”就是要把这种“良知良能”扩充出去，让人们练就“面厚心黑”的本领，用这种本领建立惊天动地的事业。

    到了1976年，英国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著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同样提到了类似的现象：“母猪躺下准备喂奶时，它的一 窝小猪尖声呼叫，争先恐后地挤到母猪身旁的情景你一定见过吧。一群小男孩为争夺最后一块糕饼而搏斗的场面你也见过吧。自私贪婪似乎是幼儿行为的特征。”[4]道金斯的主要建树是把生物个体的利己本性的源头追溯到基因层面：“我将要提出的观点是：任何成功基因的突出特性都是无情的自私性。基因的自私性通常决定了个体行为的自私性。但我们也能看到，在特定情况 下，基因为了最有效地达到自私的目的，也会滋生有限的利他性。”[5]

    李宗吾从幼儿行为中总结出“人之初，性自私”，认为自私发展到“面厚心黑”的高级阶段，便可建功立业。道金斯则用生物科学的研究成果揭示生物个体的自私本性植根于基因，成功的基因必然具有“无情的自私性”。即使我们观察到基因表现出利他性，那也是为了最有效地达到自私的目的。看来，人的本性就是自私，既有事实根据也有科学根据，经过李宗吾和道金斯的论证，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但是，李宗吾和道金斯虽然在事实层面上都认同人性自私，他们的价值观却截然相反。李宗吾标新立异，认为自私自利属于人的“良知良能”，应该发扬光大。道金斯的价值观则与文明社会中的多数人一致：“就我个人看法而言，一个单纯根据基因的普适而无情的自私法则建立起来的人类社会，肯定是个不堪人居的下流社会。但不幸的是，有些事物不管我们多么厌恶，它们的真实存在却不容否认。本书主旨在于唤起读者的兴趣，如果你一定要从中得到某种寓意，不妨把它当作一种警示。这个警示就是，如果你和我一样希望建设一个人人慷慨合作、无私地追求共同利益的社会，我们就不能指望人的生物本性。正因为我们生而自私，才需要通过后天的教育灌输慷慨大度和利他主义。我们弄懂了自私的基因是怎么回事，才有可能颠覆命定的法则，而其他物种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6]

    从逻辑上说，李宗吾的论证是通顺的：既然我们的本性是自私，那就应该顺其自然，把自私进行到底。道金斯也认定人性自私，而且自私到基因里去了，但他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厌恶自私自利的“命定法则”以及根据这种法则建立的社会。可是他没有解释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厌恶，为什么想要挑战甚至颠覆我们的“命定法则”，以及这种挑战和颠覆为什么有成功的希望 。仅仅摆出人有能力认识自己的本性这一事实显然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

    为了解决道金斯无意中留下的问题，需要仔细分析他对“自私”的定义：一个个体如果通过减少同类个体的生存机会而增加自己的生存机会，该个体就是自私的。[7]原来，道金斯是在生存竞争的层面研究自私问题的。除人类以外，自然界的其他生物的生命活动都不会超越“求生存”的范围。所以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理论用于解释自然界的生命活动还是合适的。但是经过进化脱离动物界的人类，在“求生存”之后还要“求发展”，结果发展出伟大的人类文明。这种本质的区别，决定了人类除了与其他生物同受自私的“命定法则”制约之外，肯定还会遵循更高级的法则（Why？）。易言之，经过进化的人类已经脱离了自然界，并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逐渐获得了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再以“求生存”层面的基因或幼儿的自私性来解释人性，就显得 十分肤浅和局促了。实际上，人在满足生存需要之后，还会产生什么更高级的需要，这个问题现代心理学家早有研究。

            三、心理学的实证研究成果指出了野蛮与文明的分野

    恩格斯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8] 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 是劳动使人类最终脱离了动物界，并使人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所以，人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兽性和人性分别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表现。对人来说，社会属性更为本质和重要 ，自然属性受社会属性支配并与社会属性相互作用（WHY？）。[9]如前所说，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的兽性，就是自私性或利己性。那么，人为什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摆脱兽性？美国当代心理学家马斯洛 （Abraham H. Maslow）的需要层次理论解释了这种可能性的心理基础。

    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以下五个层次：生理需要（饮食、睡眠、性欲等）、安全需要（住宅、工作场地等）、归属和爱的需要（友谊、爱情等）、自尊需要（地位、角色等）、自我实现需要（理想、价值等）。其中，前两个层次属于低层次的、物质方面的需要，这是保证生存所必需的，与自然界动物的需要并无本质区别。后三个层次属于高层次的、精神方面的需要。只有低层次的需要得到了充分满足，才能依次产生出高层次的需要。“高级需要是一种在种系上或进化上发展较迟的产物。我们和一切生物共同具有食物的需要，也许与高级类人猿共有爱的需要。而自我实现的需要（至少须借助创造力）是人类独有的。越是高级的需要，就越为人类所特有。”[10]

    根据马斯洛的说法，在越低层次的需要上，人与动物越是趋同；需要的层次越高，人与动物的差别越大。正因为发展出高层次的需要，人类才有可能形成与动物截然不同的品质，如道德情操、利他主义等等。反之，如果低层次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人和动物都会遵循道金斯所说的“命定法则”，即人们常说的“丛林法则”。所以，马斯洛特别提到：“剥夺高级需要不像剥夺低级需要那样引起如此疯狂的抵御和紧急的反应。”[11]这是在提醒我们，为生存而进行的竞争，必然是残酷的、基于动物本能的。我们在国内司空见惯的城管与小贩的冲突中，早已观察到这种现象。

    违章小贩要生存，城管要维护市容市貌。这对矛盾的症结，说起来简单得出奇，就如某城管所说：“管，小商小贩的饭碗就没有了；不管，我们的饭碗就没有了。”[12]事涉饭碗，果然会引起“疯狂的抵御和紧急的反应”，至今已造成多起命案。

    小贩们的生存问题，本来应由社会保障制度统筹解决，不能指望市场经济。再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都不可能自发地解决所有人的生存问题，实际上已成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共识， 所以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无一例外地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区别只在于保障程度的高低。

    市场经济必须与社会保障相辅相成，道理很简单。有社会就有竞争，但竞争有野蛮和文明之别，标准就是竞争层次的高低。有了社会保障制度，人们才有可能避免低层次的经济竞争，资本主义制度才会从野蛮向文明方向改良。不但经济竞争如此，其他竞争亦然。比如古罗马的角斗表演，人与人或人与兽以命相搏，明显带有人类刚脱离动物界的野蛮痕迹。而现代的体育运动，人们争的是“更高、更快、更强”，这才算是走向了文明。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广义地说，也包括各种慈善事业）不可或缺，尽管在实践中已有共识，但理论上并没有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大概是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伦理基础正是由人类高级需要生发出来的利他主义，所以主流经济学的利己主义地基根本支撑不起社会保障这样的“上层建筑”。

    错误的理论必然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我国在GDP已经高居世界第二的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仍远远不能与国际水平看齐，与这种不良影响息息相关。如果这种错误的偏向不予纠正，我们的市场经济必然要走上邪路，人道悲剧必然会层出不穷。实际上，历史经验已经一再证明，单纯按照市场法则去规划整个社会的经济制度，虽然在短期内有可能成就表面的繁荣，但稍微深入观察便会发现“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13]这种经济制度的荒诞性还在于，尽管现实中的消费品生产已经到了严重过剩的程度，但要保证每个人“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 ，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14]仍然是可望不可及的梦想。

    换句话说，只要认识到目前据以解释市场经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从基础上就错了，我们本来是完全可以走向一个文明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样的经济制度必然是竞争与保障互不偏废，利己和利他熔于一炉的。

           四、从自我意识和成就感看人类利他主义的内在根据

    如上所述，人性与兽性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需要比兽的需要丰富、高级。但西方“完全利己经济人假设”的解释者偏偏要把人性的丰富性统统归结为利己主义。他们认为，宗教人士救济穷人，雷锋助人为乐，反法西斯战士冲锋陷阵等等，都是自私的，因为这些人以助人为乐、以牺牲为荣，所以他们表面上的利他行为实际上也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心理需求和主观欲望。把截然相反的行为混为一谈，自然是诡辩。但要解释清楚人类利他行为的动机，可能需要从人类的自我意识和成就感谈起。

    所谓自我意识，就是主体在自然、社会环境和历史进程中认识自我的能力。动物只能凭借其本能活动对环境作适应性的调整，一般没有主、客体两分的自我意识。[15]即使是人类的近亲灵长类动物，也只能发展出初步的自我意识。只有人类能清楚地把客体和主体区分开来，能在历史进程中比较新我和旧我，形成发达的自我意识。所以，自我意识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重要标 志之一。人是通过与自然界、他人和旧我相比较来确定和认识自我的，当人在这些比较中发现人类比别的动物高级、自己比他人强、新我比旧我进步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精神上的快感，即成就感。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把人类社会建设成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为什么道金斯即使在理性上认定自私是人类本性，也仍然讨厌自私？因为我们都认识到自己比动物高级，都想过比自然界的动物更体面、更文明的生活，谁都不愿意“禽兽不如”--那也太没成就感了！

    我们能够在幼儿身上观察到自私行为，说明我们确实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同样，我们也能从幼儿身上发现动物没有的新特性----对成就感的追求。我们知道人类儿童很小就会玩游戏。游戏都设有成功的目标，达标后就会收获成就感，所以人类无论长幼都会乐此不疲。动物就不会对这种抽象的成功感兴趣。中国社科院黄纪苏研究员把这种不以生理需要为内容的竞争意识称为比较意识，指出这种意识是人类所特有的，而且是与生俱来的。[16]

    在日常生活中，成就感对人们的激励作用更是随处可见。马克思在考察工人劳动过程时就已经观察到：“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 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这是因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17]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奠基人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也有类似的发现：“人们借以谋生的工作有许多本身就是令人愉快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可以使人对更多的工作感受到更多愉快是有道理的。的确，即使乍一看上去似乎是索然无味的商业工作 ，但由于其对发挥人们的才能和争强好胜的本能提供了机会，也往往会使人产生很大的愉快感。因为，正像在比赛中的一匹马或一个运动员，竭尽全力要胜过他的竞争者，并对这种紧张感到 愉快一样，一个制造商或一个商人受到胜过他的竞争对手的希望的鼓舞，往往要大于受到增加他的财产的欲望的激励。”[18]

    在工作竞争中胜出---比别人或比旧我---所得到的愉快，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成就感。可见，马克思和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马歇尔对人性的认识都远远高于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他们都已经观察到人比动物高出一筹的品质。今天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不但与马克思背道而驰，而且抛弃了自家理论先驱的正确思想，结果使这种经济学的思想境界越来越低，只知道人是利己的 ，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却浑然不觉这种认识并未把人与动物从本质上区分开来，因为动物也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与所谓“利益最大化”一脉相承。

    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对人类行为的动机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在生存竞争的层次上，人与自然界动物的行为动机都是单向度的，即利己甚至自私。但在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 类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要，尤其重要的是，人类多了一种原来没有的追求--对成就感的追求。人类对成就感的追求是多向度的，其中包括利己和利他这两个相反的向度。对人来说，在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以后，继续利己看上去就像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贪婪。事实上，这时候利己和利他深层次的心理动因都是追求成就感，只是利己动机与动物本能一脉相承，而不求回报的利他动机是人类才有可能产生的。

    除了这两个相反的向度以外，有的向度也能带来成就感，但对人对己都不会带来实际利益，例如纯粹的游戏。此外还有主观利己客观利他的向度，如亚当·斯密所说的“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19]如果罗列下去，还有主观利他客观利己、损人利己、损人害己等等。所以人对成就感的追求既可以为善，也 可以为恶。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 of Calcutta）一生致力于帮助穷人，说明人确实能够当得起“万物之灵长”的称号。当年侵华日军在南京搞杀人比赛，说明人也能堕落成禽兽不如的恶魔。总之，人性相对于兽性具有无限的丰富性。但我们研究经济现象时，只需关注利己和利他这两个相反的向度。

    人对成就感的追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管在哪个向度上，这种追求都是没有止境的。例如在“为人民服务”这个向度上，“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20]在“赚钱”这个向度上，“新的‘资本家’不再满足于糊口，他们渴望扩大财产，因此在他们的消费需要得到满足后也不会停止努力。这 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被16世纪最富有的银行家富格尔简化成一句话：‘只要我还能赚，我就永远会赚下去。’”[21]

    道金斯认为人的利他主义可以通过后天教育来培养，但他没有说明这种教育何以可能。众所周知的是，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一头猪再怎么受教育也不可能养成利他主 义。但人确实具有利他的可能性，利他的内在根据就是源于自我意识的人性的无限丰富性。只是这种可能性到现实性的飞跃，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的导向。例如，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下，雷锋在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后，虽然每月只有几块钱的津贴收入，就已经养成了伟大的利他主义。而在资本主义的美国，比尔·盖茨（Bill Gates）直到 成为世界首富才慢慢有所觉悟，开始投身到公益慈善事业中去。

           五、资本主义制度下利己会导致利他的神话已经破灭

    人类因为有发达的自我意识，能够在理性上认识到人比动物高级，自然明白不能以动物界通行的“命定法则”来建设一个体现人类尊严的社会。所以，在资本主义以外的人类社会的主流 意识形态中，从未有将利己或自私大张旗鼓地树立为正面价值观的。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推崇利己主义，是因为资本私有制是一种剥夺了一切共同体外表的纯粹的私有制，而利己主义不过是由这种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制度条件下，资产阶级理论家从利己主义的人性论出发，进而提出了一种“利己会导致利他”的神话，即认为人人利己，但通过“看 不见的手”的神奇作用，最终会人人得利。但事实已经一再证明，亚当？斯密描绘的那种由“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的，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等经济主体互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和谐社会 ”是不可持续的，最终不可避免地要以经济危机收场。在2008年爆发的世界性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已经发现：“看不见 的手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这只手并不存在。现在很少有人会认为，银行经理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也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福祉。”[22]

    这就产生了问题：在自然界中，动物们本能地遵循自私自利的法则，它们的“社会”为什么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人类社会为什么不可能像李宗吾所说的那样，人人都把利己主义发扬 光大，变得面厚心黑，然后人人都会取得大成功？经过前面对人与动物本质区别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动物的本能欲望，从来不会超出生存的需要，一旦这种需要得到满足，它们就会自动停止“生产”，从而基本上能够维持自然界的平衡与和谐。而人类发展出发达的自我意识，会无止境 地追求成就感。在以货币为商品交换媒介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利己向度上的成就感集中体现在无止境地赚钱。凯恩斯基于对人性恶的洞察，对此颇为欣赏：“有价值的人类活动的一部分需要 赚钱的动机和私有财产的环境才能取得全部效果。不仅如此，通过赚钱和私有财产的存在，人类的危险癖好可以被疏导到比较无害的渠道之中，而癖好如果不以此种方式得以满足，那么，它 们会被用之于残暴、肆无忌惮地对个人权力和权威的追求以及其他方式的自我高大化。人们对他们自己的银行存款实施暴政要比他们对他们的同胞们实施暴政要好一些。”[23]

    但马克思的看法更为深刻。当所有资本家都无止境地追逐金钱时，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广大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就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 对矛盾正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重要表现形式。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到最后必然会导致经济危机，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结论。 这个结论已经在过去得到过无数次验证，今后也仍将对花样翻新的资本主义制度展现出钢铁般的科学性。

    对金钱的无止境追求本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24]最终又成了葬送资本主义的催命符，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以利己主义作为行为法则，在动物界是可行的，在具有高 度理性的人类社会反而不可行，理由已如上述。但人本来源于动物，有着与动物一样的生存需要，所以利己本性不可能根除。重要的是，人脱离了动物界以后，已经具备了利他的可能性，因 此我们有可能把利己和利他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体现人类尊严的经济制度的基本驱动力。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上都实现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慈善事业相 结合，把人类的利己和利他动机都充分调动起来，使资本主义初步完成了从野蛮到文明的改良。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明的资本主义虽然比野蛮的资本主义进步，但仍然不能避免经济危 机。如何建立一个既文明又可持续的经济制度，是当今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未能解答的问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需要面对的问题。

          六、结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25]以此观之，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必然引发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彻底反思，从而很可能导致经济学理论框架的重构。本文关于经济学人性基础的分析，就是这项工作的一部分，从中得出的几点主要结论是：

    1、“利己”或“自私”确实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特性之一，但这只是因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并且，这一结论也只是在生存竞争的层次上可以成立 ，因为人除了有自然属性之外，还有社会属性。

    2、在社会劳动实践中所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的自我意识和成就感，使人类从本质上区别于自然界的其他动物，具有了利他的可能性。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下，这种可能性则会转化为现实性。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利他主义还呈现出不可替代的必要性。

    3、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完全利己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基础，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利己会导致利他，这样的神话已经破灭。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对人性的正确认识和分 析为基础，构建一个全新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全面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引导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向着迥异于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

    （本文发表于《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发表时稍有删改）

    [1] 习近平：《创新增长路径 共享发展成果》，《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5日。

    [2] 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3]此含义中的“人性”与“人的本质”之间有联系却又不同：前者是人的共同属性，后者则是特指人性最本质的部分。

    [4] Dawkins, Richard. （1976） 2006. The Selfish Ge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28.

    [5] 同上，P2。

    [6] Dawkins, Richard. （1976） 2006. The Selfish Ge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

    [7] 同上，P4。

    [8]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2页。

    [9]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 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6页）。就是说，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但在实践过程中，他是作为实践的主体而存在的，因此，人的自然属性受社会 属性支配并与社会属性相互作用。

    [10] 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页。

    [11] 同上。

    [12] 《小贩称遭殴，刺死两名城管》，《三峡晚报》2010年1月21日。

    [13] 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52页。

    [14]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3卷，第633页。

    [15] 参见高雷：《有限理性与自我主体意识》，《经济学家》2007年第1期。

    [16] 黄纪苏：《高高低低话平等》，《博览群书》2004年第5期。

    [17]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9页。

    [18]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廉运杰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19] 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20] 雷锋：《雷锋全集》，北京：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58页。

    [21]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董书慧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1页。

    [22]斯蒂格利茨：《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经济学》，FT中文网，2010年8月23日。

    [23]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87－388页。

    [24] 马克思说过：“只要假定发挥作用的动机是享受，而不是发财致富本身，资本主义就从根本上被废除了。”见《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25]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十六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

五一六通知

戴按：黑体字为毛所加。

通知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 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第一

　　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

　　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第二

　　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1959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第三

　　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第四

　　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 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第五

　　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第六

　　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 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那一个文件是错误的，那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那些成绩，有那些错误。

张春桥1975年文章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人民日报，1975年4月1日）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号召全国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正是为了使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当前，全国人民斗志昂扬，下定决心，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在这个过程中，以及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能不能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关系我国发展前途的头等大事。现实的阶级斗争也要求我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毛主席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少数人搞清楚不行，一定“要使全国知道”。搞好这次学习的现实的和长远的意义，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

　　早在一九二○年，列宁根据领导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践经验，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列宁指出，这个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列宁反复地强调说，不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的全面的专政，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列宁的这些话，特别是列宁自己加了着重号的那些话，已经为后来的实践所证实。新的资产阶级果然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这些人的出身一般都很好，几乎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又经过大学培养，成了所谓红色专家。但是，他们是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毒草，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头目，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象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有些同志说：列宁讲的是合作化以前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对的。列宁的话并没有过时。这些同志可以读一读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包括合作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系统地回答了所有制改变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政策，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十八年来的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毛主席最近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为了加深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让我们看一看我国所有制变更的情况，看一看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工业。

　　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由于这二十五年来，我们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这五种私有制，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我们取得的这些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以上数字就可以看出，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

　　毛主席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过：“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毛主席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使我们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个官僚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产生，更是只能如此。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同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必然是先夺取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这样改变了苏联的所有制吗？刘少奇、林彪不就是这样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们一批工厂企业的性质吗？

　　还必须看到，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情况，短期内还改变不了。以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较快的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就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二，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生产队仍占百分之五十点七。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在所有制改造方面取得了伟大胜利，决不能因为进行了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放松警惕。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讲话中说过，一九三六年，党中央所在地保安附近，有一个土围子，里面住着一小股反革命武装，就是死不投降，直到红军打进去才解决了问题。这个故事具有普遍意义，它告诉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就是将来被消灭得只剩一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它也不会自己跑掉。列宁说得完全对：“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什么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我们大家正在学习的马克思一八五二年给魏德迈信中的那段话。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列宁说，马克思的这一段精彩论述，极其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同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表达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这里，应当注意，马克思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那句话分了三点，这三点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不能只要其中的一点，不要其他两点。因为这句话完整地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说，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做到达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理解，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不是这样理解，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限制、割裂、歪曲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句空话，把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变成残缺不全，只在某些领域专政，不在一切领域专政，只在某个阶段（比如所有制改造以前）专政，不在一切阶段专政，也就是说，不是全部地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而是留下一些，让它再扩大队伍，那岂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条件吗？那岂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保护资产阶级特别是保护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了吗？一切不愿吃两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一切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一切不愿中国变修的同志们，都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决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否认，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干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我们劝这些同志：半路上停下来，危险！资产阶级在向你招手，还是跟上大队，继续前进吧！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这样的公开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但是，当着苏联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法西斯专政的时候，他们又打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来镇压群众。在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刘少奇、林彪不只是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当他们镇压革命的时候，也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林彪不是有四个“念念不忘”吗？其中之一就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他确实念念不忘，只是要加“推翻”两个字，叫作“念念不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用他们自己的供词，就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他们有时候“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经常地则是针锋相对地同无产阶级斗。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他们是一批维护旧事物的专家，象一群苍蝇，一天围着马克思说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嗡嗡叫。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象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他们干这些丑事的时候，又总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有些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坏蛋，不是说他在搞社会主义协作吗？有些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不是打着关心爱护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旗号吗？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总结我们的经验，以便更有效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你们要刮‘共产’风吗?”用提出这种问题的方式制造谣言，是某些人最近使用的一种策略。我们可以明确回答：刘少奇、陈伯达刮的那种“共产”风，决不允许再刮。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旧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对几亿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这几亿农民中，贫下中农占多数，他们从实践中知道，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他们的光明大道。我们党依靠他们团结中农，一步一步地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走到人民公社，我们也一定能够引导他们继续前进。

　　我们倒是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那几个“一部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妖风。在这几个“一部分”中，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受这种妖风的毒害，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那种名曰共产党员，实际上是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表现了整个资产阶级处于腐朽垂死状态的特点。在历史上，当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他们还为人类作些好事。现在这种新资产阶级分子，完全走向他们祖宗的反面，对人类只有破坏作用，完全是一堆“新”垃圾。那种造谣要刮“共产”风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财产占为私有，怕人民再“共”这些“产”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想乘机捞一把的人。这种人比我们许多同志敏感。我们有的同志说学习是软任务，他们却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次学习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都是硬任务。他们也可能真的刮点“共产”风，或者接过我们的某一个口号，故意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点什么名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亿万群众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正在迈动着前进的步伐。我们有了二十五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又有巴黎公社以来的国际经验，只要我们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高级干部带头，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认真读书学习，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我们一定能够实现毛主席的号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保证我们的国家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个无限光明的远景必将继续鼓舞越来越多的觉悟的工人、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灭亡，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 

继续革命理论：两报一刊文章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此文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经毛泽东批示同意：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0/4467213.html）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
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５０周年

（1967年11月6日）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整整五十年了。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变成了现实，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了。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时代开始了。

　　无产阶级领导的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新时代开始了。

　　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作了极其深刻的阐述。他指出：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

　　半个世纪以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旗帜的指引下，在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下，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十月革命的熊熊烈火已经在整个地球上燃烧起来了。

　　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象巨人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七亿中国人民，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正在开展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和人类命运的伟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着阿尔巴尼亚人民，以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欧洲树立了一面鲜红的社会主义旗帜。

　　三千一百万越南人民，英勇地抗击着美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为全世界人民树立了反美武装革命斗争的伟大榜样。

　　老挝、缅甸、菲律宾、泰国、印度、印尼等等国家的人民，正在走上和坚持革命武装斗争的道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展开。

　　西欧、北美、大洋州的无产阶级，正在觉醒起来，投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垄断资本的斗争。

　　总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荡涤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污泥浊水，全世界革命的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人民，正在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为着创造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奋斗。

　　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以革命首创精种，在资本主义统治的黑暗世界里，经过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树起了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在以后的年代里，苏联人民义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取得了战胜白卫军叛乱和十四个国家武装干涉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粉碎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切光荣业绩，都浸透着十月革命英雄儿女的血汗，闪耀着苏联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崇高国际主义的灿烂光辉。

　　今天，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在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时候，深深地怀念十月革命的伟大缔造者列宁和他的继承者斯大林。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伟大的苏联无产阶级开创十月革命道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但是，苏联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引为自豪的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斯大林时代那个欣欣向荣的苏联，由于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已经改变了颜色。曾经被全世界人民看作光明和希望的强大的红色堡垒，在臭名昭著的赫鲁晓夫和他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修正主义集团的反动统治下，已经变成了现代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中心，变成了世界反动势力的又一个大本营。

　　现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这一伙叛徒居然厚着脸皮，以十月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自居，打起“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旗号，进行招摇撞骗。这简直是对伟大列宁的莫大侮辱，对伟大十月革命的莫大侮辱，对伟大苏联人民的莫大侮辱。你们这一伙十月革命的叛徒，有什么资格纪念十月革命？你们只配站在历史法庭的被告席上，接受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亿万革命人民的审判！

　　正是你们这一伙叛徒，践踏了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在“全民党”、“全民国家”的幌子下，把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把苏联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镇压劳动群众的资产阶级专政，把十月革命风暴中诞生的苏维埃国家变成了修正主义国家，变成了资产阶级国家。苏联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被剥夺了，他们又处在一批卑鄙工贼－－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压迫和奴役之下。

　　正是你们这一伙叛徒，抛弃了社会主义的旗帜，断送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事业，披着“建设共产主义”的外衣，用资本文义的利润法则和口出竞争代替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原则，把全民所有制企业和经体农庄蜕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富农经济。

　　正是你们这一伙叛徒，在“全民文化”的掩护下，大肆宣扬反动的修正主义思想、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丑恶的“西方文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了今日苏联的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十月革命滋养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遭到严重摧残。列宁和斯大林亲自培育起来的共产主义道德风尚，日益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

　　正是你们这一伙叛徒，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了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把“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作为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跪倒在美帝国主义的脚下，同世界上一切最反动的势力结成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中国的新“神圣同盟”。你们到处兜售修正主义的鸦片，麻醉人民群众，出卖革命利益，破坏革命斗争，使成千成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屠杀。

　　你们这一伙叛徒对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你们是苏联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也是世界革命人民共同的敌人。

　　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现代修正主义者篡夺了政权．逐步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给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提供了很深刻的历史教训：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除了防御国内外敌人用武力颠覆政权以外，更重要的，是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从内部来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事业的背叛，充当了国际无产阶级最大的反面教员。从这个意义上说，给赫鲁晓夫一个一吨重的“勋章”，他是当之无愧的。

　　伟大的、英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手毛泽东同志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七亿中国人民，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展开了气势磅礴的伟大斗争，在国际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并一定将继续取得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但总结了正面的经验，而且总结了反面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严重教训，完整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

　　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巴黎的无产阶级进行了第一次夺取政权的英勇尝试。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一个总结他全部革命学说的著名论断：“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斗，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解决了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能够胜利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经多次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他说：

　　“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

　　列宁深刻地分析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为什么被推翻的资产阶级还有强大的力量和条件进行反抗和复辟活动，说明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指出：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曰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列宁还注意到了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令的严重件。他明确指出：

　　“我们的任务不只是要战胜资本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要战胜资本家在思想方面的最深刻、最强烈的反抗。”

　　列宁的这些光辉思想，这些伟大的科学预见，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对今天一切坚持十月革命道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这一伙现代修正主义者完全背叛了列宁这些思想。毛泽东同志在向现代修正主义者作斗争的时候，在阐明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总是教导我们不要忘记列宁这些话。

　　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

　　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是：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了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促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找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文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团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份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份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台，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多么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棍子。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上述这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天才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列宁在五十年以前曾经强调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今天，我们可以说，只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也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继续进行革命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正是检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试金石。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打开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它的基本经验，反映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进行革命的普遍规律。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人革命，打开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它的基本经验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的普通规律。尽管今后还会出现各种新的问题，遇到各种困难和曲折，但是，由于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就正如列宁在评价十月革命的意义时所说的那样：“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斯大林说：“十月革命并不是单只‘民族范围内的’革命。它首先就是国际性世界性的革命”。就象十月革命并不是单只“民族范围内”的革命一样，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不是单只“民族范围内”的革命，它同时也是国际性的革命。这场大革命获得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热烈支持。它的伟大胜利，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在人类发展史上，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先进的革命理论，总是伴随着由这个理论所指导的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而得到广泛的传播的。五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曾经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使世界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毛泽东同志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在一九四九年的胜利，进一步地、大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目。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华命，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现，摧毁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使剥削阶级的各种威风扫地。这一个伟大的群众发动，震动了世界，使世界人民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深刻得多了，丰富得多了。

　　世界革命人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导师和最杰出的领袖，毛主席就是当代的列宁。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使当代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闻风丧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思想的传播，使革命的人们进一步划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之间的严格界限。现在，人们再回过头去瞧瞧赫鲁晓夫及其门徒在工人运动后院的粪堆上所摆设的那些旧货摊，对于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什么是十月革命的道路，什么是反十月革命的道路，就看得更加清楚了。那些叫嚣所谓“全民党”、“全民国家”，把无产阶级专政抛到了九霄云外去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小丑们，再要用“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旗号去欺骗人民，越发困难了。那些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议会迷们，再要阻挡无产阶级起来用武装夺取政权，越发困难了。

　　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革命新时代。十八世纪末，革命中心在法国，十九世纪中叶转到了德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初叶，革命中心转到了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随着，世界的革命中心又逐步转到了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这个世界的革命中心，变得更加巩固，更加强大了。

　　毛主席说：“中国人民一贯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并且以此为莫大的光荣。”当前我们正在从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十月革命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更高阶段上的继续。今天，我国人民对十门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最好的纪念，就是高举十月革命的伟大旗帜，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各国人民，并同他们一道，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斗争进行到底。

　　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就说过：“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苏联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只不过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段暂时插曲。我们坚信，由伟大列宁和斯大林所教养的、有着十月革命光荣传统的、经过了反法西斯战争锻炼和考验的真正的苏联共产党人和伟大的苏联人民，绝不会长期容忍苏修叛徒集团骑在自己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正在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同苏修叛徒集团进行斗争。他们一定会在伟大十月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继承列宁、斯大林的遗志，坚持长期斗争，冲破重重黑暗，使十月革命的红星，重新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是不可抗拒的。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总是要革命的。人民群众总是要胜利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旗帜下，十月革命所开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事业一定会以更加雄伟的步伐向前迈进，共产主义必将在全世界赢得最后的胜利。

[本文于1967年11月5日由新华社播发]

《红旗》1967年第16期（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