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7-14 明鏡網）
【明鏡網編者按：本文係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資深館員宋永毅教授爲其主編的《機密檔案中新發現的毛澤東講話》一書所寫的序言，授權《明镜月刊》全文刊登。該書由國史出版社出版。部分小標題為本刊編輯所加。】
本書收錄的79篇新發現的毛澤東講話和指示，大都是在文革中流行的由紅衛兵編印的形形色色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中所沒有的；即便在文革中的機密級的中央文件裡，也大都沒有包括、或沒有全部包括這些毛澤東的講話。之所以如此，我想大概是兩個原因：其一是這些文件大都與中共的對外關係有關，似乎和一般的研究者感興趣的類似反右、大饑荒和文革等政治運動關係不大，這樣研究者們就沒有下功夫去搜集；其二是這些文件其實涵蓋了中共外交活動重要軌跡，而中共對其外事工作檔案的的保密程度，一般都在其政治運動之上，這也就增加了資料搜集的難度。
最近，我們有幸從世界各地的頂尖大學圖書館的特藏部門找到這批珍貴的中共外事機密檔案，便立即決定編撰出版，以饗廣大讀者。
在國際共運中另立中心的初心
在探索毛澤東之所以要發動文革的原因時，已經有不少學者指出：和蘇聯共產黨爭奪國際共運的領導權，從而成為斯大林之後世界革命的偉大領袖是其潛藏的野心之一。這一點，在這些新發現的毛講話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本書所收的1957年毛澤東兩次會見波蘭共產黨領袖哥穆爾卡的談話，就顯示了毛在這方面的起步。
1957年11月2～21日，毛澤東對蘇聯進行正式訪問，參加了紀念十月革命40周年的一系列活動，以及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這兩次會議統稱為“莫斯科會議”）。因為蘇聯的某些不當做法，波蘭共產黨領袖哥穆爾卡等人對會議有極大的意見。而毛澤東借“做工作”為名，在私下表示同意哥穆爾卡的主張，從而也正泄露了毛另立中心的初心。
1960年代中蘇兩黨正式分裂，在毛澤東組織的著名“九評”（蘇共的修正主義路線）中，把分裂的起源歸咎於蘇共“提出企圖從軍事上控制中國的無理要求”。我們一直被中共官方的宣傳告知，是赫魯曉夫強行要求中國建立“聯合艦隊”來控制中國。但是在本書首次披露的毛澤東在1958年7-8月和赫魯曉夫的四次秘密會見的記錄中，我們發現完全不是那麽回事。首先，赫魯曉夫當面否認有任何建立“聯合艦隊”的企圖，認定是不懂軍事的蘇聯大使尤金的誤傳。另外，赫魯曉夫又在談話中明確指出：蘇聯的真實提議是幫助中國造潛艇，在戰時聯合作戰。而這，又是為中蘇軍事同盟條約所涵蓋的。其實，真正了解中蘇交往史的人都知道，在蘇聯領導人中，赫魯曉夫對華提供的援助最多，水平也最高。斯大林援華時提供的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用過的陳舊軍火，赫魯曉夫上台後提供的則是現役的各種常規武器的生產技術。共產中國剛建立起的軍工企業，在蘇聯專家幫助指導下，用蘇聯提供的設備仿製生產出56式槍械、殲-5戰鬥機、帶“5”字頭的各種火炮、59式坦克等主要裝備，這些都達到或接近了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蘇聯對華的“兩彈”（導彈、核彈）項目援助，主要是幫助中國建設了最早的原子反應堆、濃縮鈾工廠、核燃料棒工廠、鈾礦和核試驗基地，提供了P-2型導彈樣品。後因蘇聯怕毛澤東在核武器上冒險，於1960年7月中斷了“兩彈”方面的援助並撤走專家。不過中國在此前得到了一些核武器製造設備和許多技術援助，還是大大節省了研製時間。蘇聯撤退專家後留下的核工廠“半拉子工程”，畢竟比自己白手起家要好得多。中國能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完成“兩彈一星”，蘇聯早期的幫助也有著重要作用。
另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在中蘇兩黨之間，是誰更希望國際共運的分裂？如果我們讀一下1965年2月12日蘇聯總理柯西金和毛澤東的絕密會見記錄就水落石出了。柯西金當年之所以率團秘密訪問中國，主要是想在赫魯曉夫下台後重新建立中蘇兩黨的關係，以利於援越反美。從談話的記錄來看，柯西金是有誠意的，他提議中蘇兩黨先停止公開論戰。但是毛澤東當時已經造成了國際共運的分裂，在全世界一百個左右的共產黨中，中共已經成功地分裂出了三十多個擁護毛的所謂的“馬列”政黨派別。因此當時的毛正洋洋自得於他已經建立的另一個國際共運的新山寨中心，並沈浸於自己被奉為“世界革命偉大領袖”的春夢裡。他一口回絕了柯西金的提議，說“要停止公開論戰，我就不贊成。曉得哪一年才停止呀？我們跟羅馬尼亞講25年。因為有許多問題大概要用公開論戰的方式來搞清楚。後來有人說不行，要停止公開論戰，還不能支持所謂派別活動。我們就提高了價錢，我說，要一萬年，看來少了不行”。為此，柯毛之間就有了面對面的交鋒。哪怕是從這份中方的記錄裡也可以看出，柯西金彬彬有禮且言之有理，毛澤東等人卻氣急敗壞且蠻橫無理。比如，在談到和平和戰爭問題，毛澤東等人攻擊蘇共的反對世界性戰爭的和平政策時，柯西金立刻引用了毛澤東自己反對世界大戰的話進行了反駁：“在你的講話中有這樣一個矛盾：一個方面你說了十年、十五年不打仗就好了。”“在座的中國同志絕不會有一個人說他是擁護世界大戰的。因此要盡一切力量避免戰爭。”
毛澤東“反修”的動機
再如，在回答毛澤東指責蘇聯對越南“對南越的支持太少”時，柯西金回答說：“我們給南越的援助是就我們的可能。如果我們有可能的話，我們給南越的援助可以超過現在的一百倍，現在沒有這種可能。這些問題具體談也談不下去，不過可以舉這樣一個例子，好比美國人現在轟炸，轟炸的不是南越，而是轟炸北越，我們現在在這個地區，並沒有集中我們的軍事力量，我們並沒有空軍，我們不能派我們的空軍去轟炸南越，只有你們才有這種可能。可是你們沒有這樣做呀，因為你們是考慮到某種形勢，才沒有這樣做呀。你們有可能，你們可以去炸越南嘛。但是你們並不認為有必要去進行這種打擊嘛。為什麽呢？這些原因，可能你們更清楚。而我們也不能不考慮到你們的這種想法，我們不能這樣指責你們說，他們轟炸北越，你們為什麽不去轟炸南越呀？我們不能這樣指責你們。你們有空軍，我們有導彈，你們有部隊，你們有海軍，你們為什麽不這樣做呢？因為你們有些考慮，而我們認為這些考慮是正確的，我們尊重你們這些考慮。因為你們考慮到這些情況，這些情況你們的理解比我們好，我們不能指責你們在南越不跟帝國主義鬥爭，沒有打擊美帝國主義。”
值得一提的是：柯西金當時帶來了一個軍事上的提議，要求中共允許蘇聯空軍使用中越邊境的機場來反擊美國對北越的轟炸，但為毛澤東一口回絕了。因此，面對柯西金的反詰毛無言辯駁，只能扯開話題，說了句“南越人民他們自己會打仗，他們比我們打得好。南越人民他們自己會把帝國主義趕走的”空話。
在這份兩萬多字談話記錄裡，還表現出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對聯合國等國際事務缺乏紮實的了解，僅依靠流言來指責蘇共。其一是周恩來指責蘇聯在聯合國投票贊成出兵剛果，結果殺了盧蒙巴；二是周恩來說是中國出錢替阿爾及利亞買下了四架蘇聯飛機在支持剛果革命派。不料柯西金作為總理，正好都親自處理過這兩件事，便立刻澄清了事實。最後連毛澤東都不得不對柯西金說：“看來你總是打勝仗的，周恩來總是打敗仗的。”
無論是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的會見，還是和柯西金的會談，這些檔案都歷來被列為“絕密”。恐怕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讀者看了這五、六萬字的記錄，會對毛澤東等人所謂“反修”的動機產生莫大的疑問吧？！
向全世界輸出革命的典範
如果毛澤東對國際共運的分裂僅僅停留在和蘇共論戰的嘴炮上，那他也就不會發動文革了，因為文革的終極目的之一便是“發動世界革命”，“打倒帝修反”。在毛澤東看來，世界革命的高潮正在到來，他既然在國際共運中已經成功地另立了一個毛主義的中心，下一步當然是要像列寧當年利用“第三國際”那樣，向全世界輸出革命。因為中共有限的國力和影響，這一輸出革命的範圍和惡果主要還是在和中國毗鄰的一些亞洲和東南亞國家。
提到毛主義的輸出革命的典範和災難，首屈一指的當然是柬埔寨的紅色高棉的大屠殺。以波爾布特為首的柬共在中共巨額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下，在不到十年之內，由一支數十人的烏合之眾壯大成有數十萬兵馬的正規軍隊，並在1975年4月17日占領首都金邊，奪取了政權。波爾布特在毛澤東的讚許與鼓勵下，在柬埔寨推行了一條比中國文化大革命更為極左的路線。他要在柬埔寨進行無階級差別、無城鄉差別、無貨幣、無商品交易的“社會主義實踐”。消滅富人，片面追求平均；消滅城市，遷出居民下鄉務農；毀掉家具、電視、冰箱、汽車等等“奢侈”物品；以革命性的名稱更改街名；解體家庭，成立男、女勞動隊強制勞動；改造知識分子，如不能脫胎換骨，就從肉體上予以消滅。波爾布特為了實現“思想革命化”，還割斷了文化的歷史繼承性，提出要破除一切舊思想，原有的學校都被取消。根據國際社會的一般估計，在紅色高棉執政的三年八個月裡，因為強制遷移、糧食饑荒、政治清算等原因，大約有200萬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占了當時柬埔寨總人口的1/3左右。1997年開始，柬埔寨政府成立了審判紅色高棉委員會，該小組由300多人組成，在聯合國的支持下，在法律及司法架構下，以戰爭罪、群體滅絕罪及反人類罪起訴及審判仍活著的紅色高棉領導人。
有關中共和紅色高棉的關係，本書第一次披露了“毛澤東同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和王國民族團結政府代表團喬森潘團長和英薩利副團長的談話（1974年4月2日）”和“毛澤東主席會見柬埔寨共產黨中央書記波爾布特談話記錄（1975年6月21日下午）”的檔案全文。從這些絕密的文本中可以看到，紅色高棉的革命實踐完全是毛主義的結果，波爾布特明確地對毛澤東說：“我們很榮幸今天能到這裡向毛主席致敬。我們一貫很尊敬毛主席，學習毛主席的著作。你的著作指導了我們的革命，直至我們取得了全國的勝利。今天我們能在這裡親自會見毛主席，毛主席同我們談路線問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帶戰略性的問題。今後我們一定要遵照你的話去做。”而毛澤東也對他的學生紅色高棉的血腥革命大為讚賞：“你們的作戰、WAR（戰爭）、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統一戰線，我不談了。（指鄧小平）我贊成他的。他說你們是正確的。……我們贊成你們啊！你們很多經驗比我們好。中國沒有資格批評你們。”由此可見，毛澤東及其輸出革命的政策，是紅色高棉所犯下的的戰爭罪、群體滅絕罪及反人類罪的幕後黑手。
援越是輸出革命的另一典範
另一個毛主義的輸出革命的典範，應當是上世紀中葉的越南戰爭（1955年－1975年）。越戰的本質，為受美國等民主主義陣營國家支持的南越（越南共和國）對抗受蘇聯等共產主義國家支持的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國）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又稱越共）的戰爭，發生在冷戰時期的越南（主戰場）、老撾、柬埔寨，是二戰以後美國參戰人數最多、影響最為深遠的戰爭。毛澤東及中共是越共用武力統一南北越最大的支持者之一。中國共向越南提供的各種援助總額為203.6845億元（人民幣）。中共還直接派兵入越參與後勤保障和作戰，至1968年3月止，先後入越的部隊，計32萬餘人，最高年份為17萬餘人。在軍事援助方面，優先保證越南的需要，中方可謂是竭盡全力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甚至不惜犧牲自己軍隊的裝備，如很多大型武器，供應給越南的比補充給中國軍隊自己的還多，比如中國共向越南提供了122毫米榴彈炮280門，57毫米高射炮960門，各型迫擊炮2.02萬門。而1961-1972年的11年間，人民解放軍以上幾種裝備僅分別增加了約200門、2000餘門和1.7萬門。再如，許多新型裝備研製成功後中國軍隊沒有配備使用，就優先大量向越南提供，比如1968年之前中國生產63式電台3000餘部，其中絕大多數支援越南南方，自己僅留下少數樣機試用。本書中“毛澤東主席會見越南黨政代表團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團談話記錄（1967年10月5日）”、“毛澤東主席會見越南總理范文同談話記錄（1968年11月17日）”和“毛澤東主席接見越共第一書記黎筍談話記錄（1970年5月11日）”中，越共領導人一再提到中共援助的打美國坦克非常有效的“四〇火箭筒”，也屬於優先裝備越共的武器。
在整個越戰中，大約兩百萬軍人傷亡，其中包括美軍5萬多人，南越軍人25萬人左右，越共軍隊170萬人左右。1976年7月2日，北越正式將南越吞倂。之後100－250萬南越公民被送進勞改營，估計有16.5萬名犯人死亡，還有10萬到20萬南越公民被處決。據美國學者估計，在被趕到“新經濟區”從事艱苦勞動的一百萬南越公民中有五萬人死於苦役。據聯合國難民署數字，有20萬到40萬越南船民（其中大都為華裔）死於逃亡的海上。
出爾反爾的外交政策
毛澤東的輸出革命的戰略和政策當然不會止步於柬埔寨和越南兩國，在本書的毛澤東外交會見和談話的對象，有洋洋數十國之多的親中的馬列政黨。其中不少，還是在最早承認中共政權的友好鄰國中。但在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後，毛澤東照樣輸出革命，在那裡發動顛覆合法政府的武裝鬥爭。
緬甸政府於1950年初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中最早同“新中國”建交的國家之一。1954年周恩來訪問緬甸時，同吳努總理一同發表的聯合公報中首次宣布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強調不干涉他國內政時又明說“革命是不能輸出的”。但是從本書中“毛澤東主席接見緬共柯生（德欽巴登頂）等談話記錄（1967年11月26日）”和“毛澤東主席在發表緬共武裝鬥爭20周年的聲明的請示報告上的批示（1968年3月29日）”等檔案中可以看到，其實中共對自己對緬甸政府的承諾一直陽奉陰違。在中共的武器彈藥、糧食人員的大力援助下，緬共武裝曾一度建立了上萬軍隊和上百萬人的根據地。受文革的影響，緬共也在黨內大搞路線鬥爭，成立“紅衛兵執法隊”,批鬥並殺害不同派系的幹部。毛澤東對緬共的極左路線大力支持，1967年還允許緬共第一副主席德欽巴登頂在北京的群眾集會中亮相，《人民日報》還刊登了他的文章《緬甸的蔣介石—奈溫軍人政府必敗！人民必勝！》。
因為承襲中共的種種文革政策，緬共不斷分裂，最後敗亡於內鬥和叛變。而1971年以後毛澤東為了和緬甸奈溫政府搞好關係，又對緬共出爾反爾，大大削減了對緬共的援助，結果使殘存的緬共游擊隊以販毒為生，真可謂“毒害無窮”。（未完待續）
應當指出的是：從為北京援助的紅色游擊隊淪落為毒梟、或以綁架暗殺為生的恐怖組織，緬共並不是唯一的一家。為國際社會熟知的還有菲律賓的毛共“人民軍”，哥倫比亞的人民解放軍，秘魯共產黨的左派“光輝道路”等。“光輝道路”的頭目古茲曼於1967、1968年左右在北京受訓，除了學習使用炸藥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領會毛澤東的武裝鬥爭思想。
毒害無窮的武裝鬥爭
除了緬共，在文革中老百姓耳熟能詳的海外著名馬列政黨還有馬來西亞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馬共的遭遇也是另一個興於中共、敗於中共的典範。上世紀六十年代，馬共原本已經計劃放棄武裝鬥爭，走和平鬥爭道路，但在中共勸說下重拾武裝鬥爭。據時任馬共總書記陳平回憶，1961年7月，毛澤東通過鄧小平要他重啟武裝鬥爭。在中國大力輸出革命之下，1968年6月1日，馬共中央發表《高舉武裝鬥爭的旗幟英勇前進》的指示，向國內外宣布重啟武裝鬥爭。1969年，“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在中共的幫助下在湖南建立開播，以漢語普通話、馬來文、英文等宣傳馬共革命。同年，馬共游擊隊發展到1600余人。1972年馬共修改黨章，將毛澤東思想列為指導思想，宣稱堅持“鄉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是唯一正確的道路”。本書收集了“毛澤東主席在《關於馬來西亞共產黨中央委托我黨將其有關國際共運的聲明轉交其他左派黨的請示》上的批示（1965年3月10日）”，“毛澤東會見馬共領導人洪韜（陳平）、裴文、文凱和外國專家柯弗蘭、愛德樂、艾潑斯坦談話記錄（1965年3月19日）”，“毛澤東主席在《關於處理馬共主席穆沙要求發表文章的請示報告》上的批示（1968年8月13日）”和“毛澤東會見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談話記錄（1974年5月29日）”等檔案文獻，都可以見證毛澤東等人當年在馬來西亞的輸出革命。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共要搞經濟開放，於是就停止了對馬共的支持。 1980年12月，還是同一個鄧小平親自與陳平會面，要求馬共關閉中國境內的廣播電台。1981年6月30日，位於中國湖南的馬共“革命之聲”廣播電台關閉，大勢已去、無力回天的馬共，不久便如鳥獸散了。只是苦了馬共的原書記陳平，馬來西亞政府不准他回國，中共也不願意收留，最後他只能客死他鄉（泰國）。
在本書中還有一篇“毛澤東主席接見印共左派大吉嶺縣委第二批學習代表團談話記錄（1967年12月13日）”1967年4月,印度西孟加拉邦大吉嶺縣納薩爾巴里地區爆發了一場農民武裝運動，印度官方和媒體根據事發地點而將這種農村武裝鬥爭的組織和派別統稱為納薩爾主義或納薩爾派，也有的將其稱為左派極端主義。納薩爾巴里武裝鬥爭爆發後很快就得到了各地的響應。其實，這場武裝叛亂背後是有中共的大力支持的。文革中的中共公然培訓那裡的毛主義的極端分子對印度政府進行暴力顛覆。在上述的檔案文獻中，毛澤東就承認他們“有計劃地一批一批地”、至少培訓了“三批”極端分子在北京“昌平軍事學校”學習“爆破技術和製造手榴彈”，以及“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和建立根據地”等。其結果是“過去不曉得怎麽組織游擊隊，到了中國，在昌平學了兩個月，學習怎麽組織游擊隊。回去後，……正在開訓練班。”1967年7月5日處於文革高潮中的《人民日報》還發表社論《印度的春雷》，公開支持大吉嶺地區印共的武裝叛亂。
在本書披露的另一份機密檔案“毛澤東主席會見巴基斯坦外交部長侯賽因談話記錄（1968年8月5日）”裡，毛澤東還承認中共向印度的叛亂分子提供了充足的軍火，每一支槍配備了“二三百發子彈”。印共（馬列）在那一地區的武裝暴亂一直持續到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據學者統計，僅2004-2007年，他們就製造了6215起暴力事件，造成2617人喪生。這一組織被印度政府定性為“恐怖組織”。
本書密檔只是冰山一角
從本書所公布的檔案中可以看到：中共的“輸出革命”的黑手還伸到了歐洲和大洋洲。對意大利、荷蘭、澳大利亞、新西蘭、波蘭等國所謂的“馬列主義政黨”大舉金援，以求實現世界一片紅。毛澤東這一急於當“世界革命領袖”的欲望被美國中央情報局發現，他們就選中了一個到過中國的名為彼德•貝維（Pieter
Bouvé）的荷蘭特工，讓他來扮演毛派積極分子。1968年，荷蘭馬克思列寧主義黨（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Partij
Van Nederland）在荷蘭成立，彼德•貝維化名為克里斯•彼得森（Chris Petersen），當了該黨總書記，執行“愚型兒計劃”，以此刺探中國的情報。於是，成就了一個徹頭徹尾的世紀大騙局，讓中共從頭到尾蒙在鼓裡。一直到了2004年，整個騙局才被揭露。彼德•貝維不費吹灰之力就獲知不少當時共產國家尤其是中國高層內幕和人事變動，為BVD和CIA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一線情報。而另一方面，中共有關單位向彼德•貝維同志提供了很多“革命經費”。當時中國的外匯儲備非常非常貧乏，但為了世界革命，每次彼德•貝維訪問中國時都不會讓他空手而歸。據資料他從中國總共拿走超過一百萬英鎊。在本書中有一份提名為“毛澤東主席在《關於邀請荷蘭共產主義統一運動（馬列）派代表團訪華的請示》上的批示（1970年12月6日）”的檔案，就印證了毛澤東當年是如何急切地渴望集攏一批異邦小兄弟，尋找和培養國際共運的新戰友的心態。毛在這個批示中說：
“對於一切外國人，不要求他們承認中國人的思想，只要求他們承認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該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是一個基本原則。我已說了多遍了。至於他們除馬、列主義外，還雜有一些別的不良思想，他們自己會覺悟，我們不必當作嚴重問題和外國同志交談。只要看我們黨的歷史經過多少錯誤路線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軌，並且至今還有問題，即對內對外都有大國沙文主義，必須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換句話說，這些“馬列”黨是否真的堅信馬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國際朋友、戰友們肯為“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背書捧場。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們，總是為這些國際小兄弟們不遠萬里前來朝拜而喜出望外，他們在拜謁毛澤東等中共領袖的同時，都能收到為數不等的“革命支票”。這當然更激勵來自全球各國真真假假的“馬列”們。
毛主義及其輸出革命的政策對世界和當今中國的影響都是一個有趣也有意義的課題。我相信，本書所披露的幾十份機密檔案，不過是冰山之一角。但是，它們已經有力地揭露了毛主義的殘暴、虛偽和荒唐。我相信在未來隨著更多的檔案資料的披露，我們對其沈重的黑幕一定會有更詳細和更清楚的了解和認識。
2018年6月6日
於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
附件：
《機密檔案中新發現的毛澤東講話》
目錄
毛澤東主席會見印度駐華大使尼赫魯談話記錄（1955年12月8日）
毛澤東主席同長征、艾地在宴會上談話紀要（1956年3月14日）
毛澤東接見蒙古人民革命黨代表團談話記錄（1956年9月24日）
毛澤東主席同哥穆爾卡的談話記錄（1957年11月15日）
波蘭代表團拜會毛主席談話記錄（1957年11月20日）
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第一次談話記錄（1958年7月31日）
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第二次談話記錄（1958年8月1日）
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第三次談話記錄（1958年8月2日）
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第四次談話記錄（1958年8月3日）
毛澤東主席在《關於公開發表福斯特同志來信的請示》上的批示和覆信（1959年1月11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朝鮮黨政代表團談話記錄（1964年10月7日）
毛澤東主席、劉少奇主席等同過境我國的蘇聯總理柯西金談話記錄（1965年2月12日）
毛澤東主席在《關於馬來西亞共產黨中央委託我黨將其有關國際共運的聲明轉交其他左派黨的請示》上的批示（1965年3月10日）
毛澤東會見馬共領導人洪韜、裴文、文凱和外國專家柯弗蘭、愛德樂、艾潑斯坦談話記錄（1965年3月19日）
毛澤東接見法國事務部長馬爾羅時的談話（1965年8月3日）
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和日本共產黨代表團聯合公報（草稿）》的修改（1966年3月）
毛澤東主席接見日共代表團宮本顯治等第二次談話記錄（1966年3月29日）
毛澤東主席接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記錄（1966年5月5日）
毛澤東主席同胡志明主席談話記錄（1966年6月10日）
毛澤東主席接見波共楊力談話記錄（1966年12月21日）
毛澤東主席接見馬共總書記陳平等談話記錄（1967年1月17日）
毛澤東主席接見卡博、巴盧庫談話記錄（1967年2月3日）
毛澤東主席在《桑穆加塔桑就發表主席內部談話問題給李敦白的一封信》上的批示（1967年8月14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越南黨政代表團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團談話記錄（1967年10月5日）
毛澤東在《關於同印共左派米斯拉聯繫問題的請示》上的批示（1967年11月17日）
毛澤東主席接見緬共柯生（德欽巴登頂）等談話記錄（1967年11月26日）
毛澤東主席接見老撾人民黨代表團談話記錄（1967年11月30日）
毛澤東主席對安齋庫治等人關於日本革命道路問題的意見的批示（1967年12月1日）
毛澤東主席接見印共左派大吉嶺縣委第二批學習代表團談話記錄（1967年12月13日）
毛澤東主席對我黨中央就緬共武裝鬥爭20周年給緬共中央的賀電草稿的修改（1968年3月26日）
毛澤東主席在發表緬共武裝鬥爭20周年的聲明的請示報告上的批示（1968年3月29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幾內亞、馬里聯合友好訪華代表團談話記錄（1968年5月24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尼泊爾副首相比斯塔談話記錄（1966年5月28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談話記錄（1968年6月21日）
毛澤東主席在《關於澳共（馬）主席希爾同志訪華問題的請示》上的批示（1968年6月28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巴基斯坦外交部長侯賽因談話記錄（1968年8月5日）
毛澤東主席在《關於處理馬共主席穆沙要求發表文章的請示報告》上的批示（1968年8月13日）
毛主席接見意共（馬列）代表團談話記錄（1968年8月13日）
毛澤東主席在康生就搜集資本主義國家國會選舉的材料給主席的報告上的批示（1968年8月13日）
毛澤東主席同巴盧庫談話記錄（1968年10月1日）
毛主席接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記錄（1968年10月5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越南總理范文同談話記錄（1968年11月17日）
毛主席會見澳共（馬列）希爾談話記錄（1968年11月28日）
毛澤東主席在《關於新共擬派代表團來華會談問題的請示報告》上的批示（1968年12月19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幾內亞政府代表團談話記錄（1969年2月28日）
毛澤東主席在巴拉圭共產黨總書記克雷依特等給我黨中央的三封信上的批示（1970年1月12日）
毛澤東主席接見越共第一書記黎筍談話記錄（1970年5月11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代表團談話記錄（1970年6月27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老撾人民黨總書記凱山等談話記錄（1970年7月15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朝鮮軍事代表團談話記錄（1970年7月29日）
毛澤東主席在《關於“蘇共十九大擁護者”要求我發表該組織的兩個信件的請示報告》上的批示（1970年9月22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緬共副主席德欽巴登頂談話記錄（1970年10月1日）
毛澤東主席接見伊朗左派革命組織代表的談話記錄（1970年10月1日）
毛澤東主席第一次會見金日成首相的談話（1970年10月8日）
毛澤東主席第二次會見金日成首相的談話（1970年10月10日）
毛澤東主席在《關於邀請荷蘭共產主義統一運動（馬列）派代表團訪華的請示》上的批示（1970年12月6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齊奧塞斯庫談話記錄節選（1971年6月3日）
毛澤東會見奈溫談話記錄節選（1971年8月7日）
毛澤東會見美國總統尼克松的談話（1972年2月21日）
毛澤東會見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談話記錄節選（1972年6月28日）
毛澤東會見法國外長舒曼談話節選（1972年7月10日）
毛澤東會見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談話記錄節選（1972年9月27日）
毛澤東主席在《柯生同志同楊光、王仁談話情況的報告》上的批示（1972年11月、12月）
毛澤東會見扎伊爾共和國總統蒙博托談話記錄節選（1973年1月13日）
毛澤東會見基辛格博士的談話（1973年2月17日）
毛澤東會見墨西哥總統埃切維里亞的談話（1973年4月20日）
毛澤東會見黎筍、范文同談話記錄節選（1973年6月5日）
毛澤東會見馬里國家元首特拉奧雷的談話（1973年6月22日）
毛澤東會見剛果人民共和國總統恩古瓦比的談話（1973年7月29日）
毛澤東會見法國總統蓬皮杜談話就節選（1973年9月12日）
毛澤東會見澳大利亞總理惠特拉姆談話記錄節選（1973年11月2日）
毛澤東會見基辛格的談話（1973年11月12日）
毛澤東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和夫人的談話（1974年2月22日）
毛澤東會見阿爾及利亞革命委員會主席布邁丁談話記錄節選（1974年2月25日）
毛澤東會見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的談話（1974年3月25日）
毛澤東同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和王國民族團結政府代表團喬森潘團長和英薩利副團長的談話（1974年4月2日）
毛澤東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談話記錄節選（1974年5月25日）
毛澤東會見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談話記錄（1974年5月29日）
毛澤東會見李政道教授談話記錄節選（1974年5月30日）
毛澤東主席指示要點（1974年9-12月）
毛澤東同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的談話（1974年10月20日）
毛澤東會見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總理威廉斯的談話（1974年11月6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朝鮮勞動黨部書記、共和國主席金日成談話記錄（1975年4月18日）
毛澤東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談話（1975年5月3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柬埔寨共產黨中央書記波爾布特談話記錄（1975年6月21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巴基斯坦總理布托談話記錄（1976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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