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十年来，我们实际上形成了四种文革的叙事模式。这四种模式，我们可以放在一个二维坐标系中，用纵横两个坐标来划分：一个就是对我们的这个体制持维护的立场，还是持否定的立场？就是反体制的，还是维护体制的？这是人们讨论文革的一个维度；另外一个就是对文革本身，认为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就是是肯定文革的，还是否定文革的？这又是另一个维度。文革这事有意思的就是，肯定体制的人也有骂文革的，也有赞成文革的；反对体制的人，同样也有赞扬文革的，也有骂文革的。因此用我刚才讲的两个坐标，就可以把我们现在关于文革的认识归纳成四种叙事：
◇ 毛左叙事：体制型的肯定
第一种叙事是体制型的肯定，就是从维护体制的角度来肯定文革。现在基本上就是所谓“毛左”的立场。但最早这其实是起源于国外的，像旅居加拿大的华人李宪源就是早期网络初兴时很活跃的一位。更早还有西方学术界思想界一些文革期间就比较活跃的极左派。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们曾经一度很失落。当时揭露了文革的大量黑暗面，而他们毕竟是洋人，对中国发生的这些灾难他们是无以回应的，因此他们沉默了一段时间。但是中国改革２０多年后，改革时期的弊病，比如工人下岗等等出现后，他们的话语权又开始恢复了。所以在中国改革时期，肯定文革的所谓毛派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从海外传来的。他们肯定文革是毛主席继续革命的伟大创举，是为了人民群众而铲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证红色江山不被修正主义改变颜色。这些话听起来很意识形态，实际上讲得通俗点，就是说文革是毛主席为了老百姓而反官僚。老百姓不满意官僚，毛主席也不满意，于是毛主席就支持老百姓造反，可惜失败了。
持这种观点的人对邓小平的改革持否定态度，有人称为“反邓思毛”，一些人直接就骂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我在哈佛时，哈佛大学对面有极左派“美国革命共产党”办的“革命书店”，这个党的领导人阿瓦基安文革时就在中国留过学。那个书店里的书总的调子就是说中国在１９４９—１９７７年是社会主义时代，１９７７年以后就资本主义复辟了，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又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断送了。这种观点９０年代前就在海外有，在国内基本上是没有的。但现在在国内也越来越盛，尤其在一些对现实不满，又对过去不了解的青年人中间。
这就形成了第一种文革叙事。
◇ 邓（陈）式“否定”叙事
第二种人同样是要维护这个体制，但他们对文革非常反感，这是一种体制型的否定。这样的否定其实表现程度也有区别。最典型的是陈云式的否定。大致地讲，在邓小平、江泽民时代，这种观点是主流观点，官方观点。它把文革当做一场几乎断送了共产党事业的一种鲁莽灭裂的举动来反对，尤其对当权派在文革期间受到的冲击耿耿于怀。简单讲，这种否定文革主要是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上来否定。官僚们在文革期间吃了苦头，因此他们否定文革，其实主要就是否定所谓造反派，认为老百姓竟敢批斗当官的，那就是最大的灾难。这种观点对文革前十七年充满好感，认为如果不是文革的话，沿着十七年这个路一直走下来就很好了。他们主要是在肯定十七年的基础上否定文革。
当然这里也有区别。他们中很多人包括邓小平，从否定文革也反思到了十七年，平心而论这是很不容易的。一开始否定文革的时候，其实不打算否定十七年，但是人最可贵的一种品质就是将心比心。你抱怨挨整了，你就要想到你当初是怎么整别人的？有些人自己挨整了叫屈，但是整别人他一点都不含糊。自己被整死了，他也只知道为自己叫冤，从来不反思他当初怎么迫害别人。而赵紫阳、胡耀邦包括邓小平可贵的就是从文革时自己被整，也想到了文革前历次运动怎么整人的，包括给右派“改正”，给彭德怀平反，这都是通过反思文革，深化到反思十七年。
但那时主流的观点，还是说十七年是对的，而文革是错的，错就错在它破坏了十七年的体制。这种观点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它回避了十七年的社会矛盾，把文革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毛个人的浪漫。说毛主席过于理想主义，想入非非，有一种诗人气质，老是想要搞最好的东西。他本来功劳盖世，只是晚年发生病态的多疑，对他的战友产生误解，而当时很多坏人——从林彪、“四人帮”直到社会上的所谓造反派据说是利用了毛泽东的多疑，结果就造成这么一场大乱。他们基本上是围绕当权派在文革中的受难来进行反思的。在他们眼里文革中最大的受难者就是当权派，而最坏的人就是造反派。简而言之，我前面讲的毛左，认为文革就是毛主席支持老百姓整官僚，这些人其实也是这样说，也认为文革就是老百姓整官僚，只是评价相反，前一种人认为整对了，而他们认为是大错。老百姓整官僚还了得？那是犯上作乱！两者在事实判断上差不多，但在价值判断上是截然相反的，这就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因为这些年最大的两种声音就是这两种：要么是毛派的声音，要么是所谓“邓派”的声音。毛派说文革好就好在老百姓反对官僚，邓派说文革坏就坏在老百姓反官僚。那么好了，由于这两种声音特别响亮，因此很多人就把“文革就是老百姓反官僚”当成了不容置疑的一个事实。尽管这个事实有人说好，有人说坏，但都认为文革就是这么回事。
文革中当然有这样的事，但文革只有这样的事吗？文革主要就是这么回事吗？文革没有相反的事吗？相反的事很少，乃至不值一提吗？这就是关键的问题了。
◇ “造反”不等于“造反派”（？）
其实在中国８０年代这种观点就曾经导致了一场争论。改革初年要算文革的账，当时叫“清理三种人”，清理文革中犯下罪过的那些人，上至“四人帮”，下至下面的很多所谓造反派。可是一追究下来就发现，文革期间，尤其是文革初期带头做坏事的，其实不是所谓的造反派，往往是所谓老红卫兵。这些人主要是高干子弟，“根正苗红”，他们带头“造反”，但主要并不是对当权派造反，而是对社会底层造反，简而言之就是整所谓的“黑五类”、“狗崽子”、“牛鬼蛇神”，还有“破四旧”。这完全是矛头向下的暴力。而这个矛头向下的暴力当时是非常血腥的，满街抄家，随意打杀，死了很多的人。北京的“红八月”，卞仲耘惨案，郊区大兴县的灭绝四类分子，都是这个时期的事。而当文革发展到整当权派的那个阶段，就是1966年１０月以后，实际上就是整到他们爹妈头上了，于是这些人就成了当时所谓的“保爹保妈派”，或者叫“保皇派”，于是他们就站在了造反派的对立面。改革开放以后清查，就有人强烈要求清查他们。
但这事到了陈云那里就被制止了。1984年当年一个老红卫兵给中央写信，说现在有人想借清算造反派把火引到我们这些红二代的身上。陈云就专门批示，说“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该是第三梯队选拔的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什么叫做“将水搅浑”？就是说本来清算文革只能清算老百姓做的坏事，八旗子弟做的坏事是不能清算的，他们是我们的人。当时陈云还有一句讲得更透，大意说我们的后代再怎么样，也不会挖我们的祖坟，我们是要传给后代的，因此他们是不能动的。那么能动的是什么呢？就是老百姓。当时所讲的造反派，指的就是老百姓和官僚产生冲突的那些人。从１９８４年就把所谓“老保”从清理“三种人”中排除，文革中很多恶性案件从此不了了之。包括几年前又重新被提起的北师大女附中打死校长卞仲耘的案件。
实际上当时打死校长的人是谁？不是后来的造反派。那时在学校掌权的正是那些红色衙内们。这里要指出，文革初衙内们对学校领导的冲击和后来百姓们对党政部门的冲击很不一样。文革期间最早的红卫兵运动是在高干子弟云集的学校发生的，像北京的１０１中学、清华附中、师大女附中、北京四中等。这些学校也是中国当时办得最好的学校，国家领导人当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受到最好的教育，因此他们都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
可是最好的学校之所以好，就是因为它有好的学习氛围，如果学校里都是一帮八旗子弟整天提着鸟笼到处遛鸟，怎么可能成为好学校？所以好学校一般都要重视好学生，要强调学习。麻烦的是学习好的学生不见得都是衙内，很多学习好的学生出身又不高贵。可以想见这些学校的领导很难做人：你不重视学习好的学生，不鼓励学习竞争，学校的水平就会下降，上面会怪罪说我们把子女交给你们，你们这学校就这水平？可是如果你要重视学习，那你势必会推崇那些分数好的学生。这些学生如果恰好是衙内，自然皆大欢喜；假如不是，假如他们甚至出身卑贱，衙内就要怒了：我们才是接班人，你却抬举他们？“阶级路线”反动！你就死定了。
所以这些学校的领导其实不是领导，而是衙内的保姆。朝廷把衙内交给保姆去照顾，保姆照顾得不好，衙内就发火了。文革初期这些最好的学校闹得特别厉害，包括我们清华附中的校长万邦儒，当时也被打得一塌糊涂，没被打死就是了，卞仲耘就是这样被打死的。但是这些事情后来就不查了，为什么？因为衙内和他们爹妈不让查。
他们当年虽然最早高喊“造反”，但那时还没有“造反派”和“老保”这一对后来曾经脍炙人口的概念——这对概念形成时，他们通常已被归入“老保”了。平心而论他们也确实不是造反派。衙内打保姆可能也是调皮捣蛋，但那能叫造反？高衙内整林教头如果是造反，那林冲上梁山难道算是保皇？
但无论怎样，在他们的要求下后来的清查就只查造反派。而造反派兴起的时候，衙内们确实沉寂了几年。这种沉寂后来就被算作反对文革。“否定文革”的话语权改革初年主要在他们爹妈手里，现在已经逐渐转移到他们自己手里。这种“否定”的一个特征，就是非常突出文革中老百姓整当官的，把这个图景几乎描绘成文革的唯一图景。文革中最突出的受害者就是当权派，最突出的坏人就是所谓的造反派。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老百姓应该是乖乖的，不能挑战当权派，不能让危及上层既得利益的事再次发生。
这样“反思文革”得出的教训，就是要进一步强化社会控制，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民主因素。文革的混乱被说成是民主的罪过。他们经常讲中国是不能搞民主的，你看一搞民主，老百姓就会乱来。文革被他们看作“民主”，并用作反对中国民主化的最重要论据。而且否定文革就是要向这方向用力，比如说取消“四大”。
文革中标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好像曾经有过言论自由，当然只是“好像”而已。毛泽东如果想让大家整当权派，曾经有段时间是可以贴当权派的大字报的。实际上只是贴毛泽东希望打倒的那些人的大字报，当时谁敢贴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但是８０年代否定文革的时候，就说让老百姓随便贴大字报是不行的，于是就把这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给取消了。同时又把中国以前《宪法》中规定的很多公民的权利（尽管从来没有当真），包括游行、示威、罢工等等权利都给否定了，这都是在否定文革的口号下进行的。
到９０年代又出现一个变化，就是这些人从文革时老百姓对当权派的冲击，联想到１９８９年中国发生的事，他们就非常自觉地提出一个“清醒”认识。以前的意识形态说，我们是代表人民的，我们要为人民服务。当时这些人就明确地说，我们是执政者，执政者就要有自己固有的利益，应该清楚地知道执政者的利益和老百姓是不一样的，要有一种“执政者的自觉”。执政者就是要让老百姓听话，让老百姓服从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服从老百姓。
这就是当时传说的“太子党纲领”。像这样一种充满既得利益色彩的主张也是打着反文革的旗号，而这种主张现在是越来越成为有利于肯定文革的人的“背书”了。因为人们看到否定文革的人带有那么浓的既得利益色彩，他们当然就会产生逆反效应。你既然要反对既得利益，似乎好像你就要肯定文革。也正因为这样的“否定文革”而强化了“毛左”对文革的肯定，似乎文革真的就是一场“民众狂欢日，权贵受难时”，从而具有了平等主义的玫瑰色彩。
◇ 官方从“否定”到回避，社会上出现两种“非主流”的声音
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尴尬：肯定文革是不行的——如果肯定，那老百姓又要起来反官僚怎么得了？而“否定”也越来越不好说了。现在老百姓听了这种基于权贵立场的“否定”，也会导致他们不喜欢的联想。肯定不行，否定也不行，于是就越来越趋于回避。
他们回避，但问题仍然存在，这就出现了另外两种声音。
一种声音就是所谓反体制的人对文革的肯定。这种观点其实也是在９０年代在海外开始兴起的，主要出现在国外一些由当年的造反派，演变为现代民主派的人士中。最有名的是华人经济学界曾被认为最可能得到诺贝尔奖、但不幸英年早逝的学者杨小凯。杨小凯在文革期间的名字叫杨曦光，当时是湖南造反派最激进的一个笔杆子，写过一篇《中国向何处去》，因此坐了多年的牢。他当年是造反派，后来成了民主派。他就认为，文革时期的造反派是中国特色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也是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先驱。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肯定文革的，尤其是肯定文革中的造反派运动。与此类似的还有刘国凯，他当年是广东造反派骨干，广东旗派的活动家，后来也到了海外，也成为民主派。他也是力图把文革期间造反派的那些活动和现在的民主派挂起钩来。他提出一个观念，叫做“两种文革论”。他认为现在讲的文革掩盖了两种不同的内容：一种他叫做“毛泽东式的文革”，就是毛泽东弄权术清除他的政敌，像刘少奇这些人，他认为这种文革是不好的；但是他说文革的主流是另外一种，他称之为“人民文革”，他认为文革是因为人民对文革前十七年的官僚体制本身就积累了很多不满，平时没有办法，毛泽东这个时候开了这么一个口子，于是这些人就借题发挥，就闹起来了。
杨小凯和刘国凯的意思都是说，当时老百姓造反，其实主要不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而是他们对现实官僚体制真实的不满。这种真实的不满在他们看来是应该肯定的，因此他们对文革中的造反派应该说是持一种全面的肯定态度。这种全面肯定不仅是在社会学意义上，把造反派视为被压迫者的反抗而给予同情，而且也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认为当年造反派的主张就是自由民主意识在当时的先驱。
这些人尤其是杨小凯，的确在文革期间写过一些文章。这些文章与他后来的思想有没有连续性？可能有，但我觉得关键还是后来他坐了牢，在狱中接触到一些有水平的“牛鬼蛇神”，受到了启发，这是他自己也回忆到的。如果他没坐牢，仅凭他原来写的那些东西能发展出他后来的思想吗？或者，如果他不仅没坐牢，而且还得势了，那些文字就不可能发展出与民主相反的一些可怕思想吗？
当然你也可以说，凭他写的那些文字他就只可能坐牢而不可能得势。写异端文章坐牢，牢里继续接受启蒙，启蒙结果成为民主派，这个因果链成立不成立呢？这就用得着那句话了：“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人文的因果是概率性的，因果链一长总概率就很小了。且不说那些文章是否必然导致坐牢而绝不可能得势（我们知道毛那时经常抬举一些离经叛道的文字用作打人的棍子，当然这不妨碍他用过就扔，出尔反尔），就算很可能坐牢，那时“文字狱”极盛（这对所谓“四大”的“言论自由”不啻反讽），形形色色的文字（比如一些“灾异论”文字，一些“封建迷信”甚至乡愚自称真龙天子的文字）都可能导致坐牢，但不等于这些文字都是民主思想的萌芽。
所以我觉得从当年造反派变成今天民主派的人的确有，甚至还不少，但是这种心路的关键还是他们的受害经历以及与受害相关的后来阅读经历（后者可能更重要，很多造反派受害后没有这种阅读经历，就更可能变成今天的“毛左”而不是民主派）。如果因此就说他文革期间写的东西是一种自由民主思想的萌芽，这能说得通吗？大家不妨去看看杨小凯当年写的《中国向何处去》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我想现在的读者大概都不会认为这篇文章是在鼓吹自由民主的。但是他们作为个人的确有这样的思想脉络，他们如今对现存体制是持否定态度的，同时他们肯定文革（至少肯定造反派），这就是所谓的反体制肯定派。
◇ 改革派的文革叙事：文革之恶首先是体制之恶
还有另一批人，就是反体制否定派。这里要讲清楚，所谓反体制，不一定就意味着要采取什么激进的反对派姿态。我讲的反体制，就是认为这个体制是需要改变的。当然他们通常主张渐进的、和平的、有序的变化，但总是认为现在的体制有根本性的毛病。我把这定义为反体制。这些人对文革持强烈的否定态度，这就是第四种看法，叫做反体制否定。
这种观点８０年代曾经流行，而且当时似乎有成为主流的可能。它在国内的自由知识分子和党内民主派老干部中尤其流行。《炎黄春秋》上的文字对文革主要就是这样一种判断。这些文字实际上对毛和十七年体制是否定的，在这点上跟前面讲的刘国凯、杨小凯有类似的地方。当然这两人很激进，因为他们在海外，国内改革派一般都不会那么激进。
而在发生学上，它与８０年代维护体制的文革否定论者中的一些人也有联系。我前面提到，８０年代否定文革，是在维护体制的前提下否定文革的，包括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其实最初都是这样。但是随着认识的深化，他们中很多人，包括小平在１９８９年以前，多少都把对文革的反思延伸到了对文革前十七年的反思。不仅纠正了文革之误，而且纠正了文革前十七年的很多错误，包括反右、大跃进等。这些对文革前十七年的反思，实际与这里讲的这第四种主张是有联系的，或者说第四种主张是他们更进一步的深化。
这种观点在文革的原因分析上，强调文革与此前十七年政治运动传统的连续性。这就与陈云式的文革否定论大有区别。换言之，陈云他们也认为文革坏，坏就坏在文革是断裂，它破坏了十七年的好东西。可是民主改革派就认为文革的坏和十七年的坏是连续的，文革的坏是十七年的坏的一种极端的发展。他们并不认为这两者是矛盾的。他们偏重于强调文革与此前十七年政治运动传统的连续性。
而其实在连续性这个事实判断上，他们和李宪源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毛左派倒是有点相似：毛左派也是肯定这两者的连续性，认为文革是为了捍卫十七年的好的东西，十七年是好的，文革更是好的。而“第四种叙事”则认为文革是坏的，是十七年坏的极端化。但是在价值判断上，这种叙事对这一连续性恰恰是持严厉的否定态度的。毛左要维护乃至强化体制，而他们要批判体制；毛左称赞文革，而他们否定文革。所以在前述的两个坐标上他们都与前面讲的体制性肯定派观点最对立最不可调和。
◇ 社会史意义上令人同情的思想，就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现代思想吗？
而他们对“反体制肯定文革”论者的歧见首先也在于一个事实判断，即“造反派”的造反到底是原教旨主义的“奉旨造反”，还是另有诉求、反抗压迫的“借旨造反”。
怎么看待刘国凯和杨小凯的人民文革论？文革期间的造反，与十七年间积累的社会矛盾有没有关系呢？恐怕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对这个关系的重要性有很不同的估计。有些人如徐友渔先生说有这种因素，但不是很重要，大部分情况下造反还是受到毛泽东的煽动；有些人说这种因素非常重要，甚至是造反派造反的最主要动因。
我则认为，社会史问题与思想史问题应该分别考察。它们有联系，但并不是一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文革时期的造反多大程度上是真的感受到官僚体制的压抑而借毛给予的机会起来抗争，多大程度上只是盲从毛泽东的一种意识形态冲动或者“响应号召”的行为？或者用现在通俗的说法，是真有“反骨”的人“借旨造反”，还是完全愚忠者“奉旨造反”？
对这个问题我认为，造反派一度赢得广泛社会同情，掀起那么大声势，而且在毛泽东卸磨杀驴镇压造反时在许多地方遇到很大阻力，这表明“借旨造反”确实是那时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仅用“奉旨造反”是不足以解释那时的造反风潮的。但社会上对“造反派”的同情与“造反派”本身，尤其主流造反派领袖的想法并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在当时情况下，能够得势的造反派头头，甚至并未得势却仍存得势希望的头头，还是以“奉旨造反”为圭臬，与社会上的同情者保持距离，划清界限，乃至为避嫌和“纯洁造反派队伍”而参与镇压“借旨造反”者。上海造反派热衷于镇压“经济主义（底层劳工的维权斗争）”就是典型的例子。即使是“广西四二二”那样从未得势、而且最后受到残酷镇压的造反派，对“借旨造反”的底层抗争者（如由返城知青组成，力图加入四二二但始终未能如愿的“青年近卫军”等）仍是避嫌和排斥的。只是在临近覆灭时，部分“四二二”才与之联手进行了死里求生的困兽之斗。主流“四二二”如果得势，他们对“青年近卫军”从回避发展到镇压，像上海“造反派”镇压“经济主义”那样，并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造反”确实有相当程度的“借旨”成分，不看到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当时的“造反”。但文革官方承认（包括暂时承认）的“造反派”组织主要还是“奉旨”行动的。尤其１９６８年后，仍留在“革委会”中的少数当了官的“造反起家”人士与文革前当权派和军方仍有矛盾，但群众性造反已不存在。那种为个人境遇和权力分配进行的博弈就更是“奉旨”行为，即便为个人境遇而“借旨”，也已经没什么社会学意义了。
而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当时即便是“借旨造反”的反官僚，哪怕你真的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你因此反官僚是一种值得同情的想法，但是这和你这思想是不是一种现代性的自由民主思想还是不一样的。古代历朝的百姓造反，可能都有官逼民反的因素，但不能说宋江、晁盖这些人就是民主派吧？他们的造反值得同情，和他们是不是民主派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值得同情的人不见得都是追求自由民主。
民众造反动机有争议，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争议更大。他到底是基于权力斗争需要，还是意识形态的浪漫动机？毛泽东真那么理想主义，他认为现实的体制就是有很多缺陷，想通过鼓励造反来建立一个排除官僚主义的体制吗？似乎多数论者都承认这一点，最常见的论证，就是说毛当时威望很大，要清理政敌完全可以用斯大林式手段，用不着冒险发动民众冲击自己建立的党政机器。可见他还是乌托邦，太浪漫了。
我不反对说毛泽东有浪漫想法，但以上论证方式我以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首先，把文革中的群众运动与斯大林式警察手段分离乃至对立起来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文革中有群众运动，但难道没有斯大林式的警察手段？“彭罗陆杨”、“杨余傅”、“王关戚”直到“林彪集团”哪个是通过“群众”，通过“造反派”搞掉的？彭德怀王光美算是群众组织弄出来斗的，但彭德怀和刘少奇、贺龙等等一大批最著名的大“走资派”一样，还是死在警察控制中，而非死在“群众”批斗场上。王光美更是在“揪出”她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自己被抓８年后才走出黑牢，这８年她也是受“群众运动”所害吗？
再者，这样的论证与其说是通过“行为”推测动机——这本身就不可靠，不如说是先定“动机”再剪裁行为。如果发动民众整官员就证明他动机是为人民，那么毛难道没有依靠官僚整过民众？“反右”不就是吗？刘少奇“镇压群众”不就是以为毛泽东要“反右”吗？这为何就不能证明毛泽东的动机是为官僚？至于毛泽东何以一度鼓励群众性造反，也完全可以给出“形而下”的解释，根本不必动辄归之于“乌托邦”。
但这表明文革认识中有个相当严重的误区，即把“民众整官僚”当成文革的主要图景，甚至有人有意无意说成是唯一图景。整了官僚的民众即所谓造反派似乎只是整人者，他们被整似乎只是在文革后或毛死后、邓时期。前面说过，关于文革最大的两种声音，即“毛左”式的肯定和邓式（严格地说陈云更典型）的“否定”在这个事实认定上是一致的，只是价值判断相反：前者说毛泽东支持民众整官僚是对的，邓小平报复造反派是错的，后者说毛泽东鼓动民众整官僚是错的，而邓整肃造反派是对的。
无怪乎文革结束４０年后，大量没经过那个年月也被禁止了解真相的中青年会对文革产生浪漫的想象：在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因民主法治缺位造成严重积弊、官僚腐败和官民矛盾更甚于文革前的情况下，他们不仅容易对“毛泽东鼓动民众整官僚”滋生向往，还会因“邓式否定”对“毛泽东鼓动民众整官僚”的指责而对邓不满，并觉得这种“否定”反而背书了文革的可爱。
但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认定”真的是事实吗？
◇ “造反派”、“老保”与被遮蔽的文革真相
上面讲的这四种观点，实际上都反映了一个问题，即文革期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大家知道甚至在很多地方发展成流血成河的内战。像我的家乡广西，仅仅在１９６８年７月到８月两个月间发生的那一场大镇压，就导致了将近１０万人的死亡，说是流血成河一点都不假。为什么会闹成这样？就是因为相信毛主席的号召，大家起来造反，只不过有些观点不同，就至于闹成这个样子吗？
当然这背后是有一些真实的社会矛盾。那么这个矛盾到底是什么？大家知道文革期间有两个名词当时的老百姓都不会听不懂，但是现在的人们就经常听不懂了：一个就是所谓的造反派，另一个是文革期间作为造反派对立面经常提到的，但是现在极少提到的一个词，叫做保皇派，又叫“老保”。文革期间很多冲突在老保和造反派之间发生，即便后来被认为是“造反派内讧”的冲突，其实也还是有“继续造反”和“恢复秩序”、“拥军”和“反军”的分别，即激进造反和适可而止的区别。现在关于文革的叙事，对造反派的描写很多，他们被形容为几乎是青面獠牙的一群怪兽，做尽了坏事。
但是保皇派呢？保皇派现在不太提到。如果提到，往往就说（首先是他们自己说，当局也往往认可这种说法）这些是反对文革的人。其实保皇派怎么是反对文革的人呢？保皇派其实是最早参加文革的。刚才讲的“老红卫兵”，那帮把校长打死的衙内（当然动手的往往不是衙内们自己，而是衙内的巴结者），他们是最早投入文革的。但是他们后来的确跟造反派产生了矛盾，于是现在说他们是反对文革的，其实他们只是反对造反派而已。他们并没有反对文革，甚至不反对“造反”——“造反有理”的口号最早就是他们喊出来的。只是与造反派“矛头向上”（尽管不是“最上”）的造反不同，他们的“造反”是矛头向下，是权贵打贱民，衙内打保姆。他们卷入文革、乃至卷入上述的“造反”比造反派还要早得多，而且暴力得多。现在在国外研究文革的真正严格的学者中，对这两者是分得很清楚的。文革期间是有很多老百姓起来反官僚，同时又有官僚体制支持的一大批对立面去镇压他们，这些人就被叫做保皇派。
保皇派和造反派是不同的。那么这两种人，到底哪一种罪过更大一些呢？这里我要讲，其实文革参与者没有什么人完全清白，造反派当然也做了很多坏事。但是到底谁做的坏事更多？哪种人在文革中应该负更大的责任？这是有争议的。前面讲过，按陈云的看法，基本上保皇派是没有错的，包括他们打死人都是不能追究的，因为他们打死的都是地富反坏，都是狗崽子。只要不是打死我们这些当权派就好，打死老百姓那是无所谓的。打死校长，校长好像不是老百姓，但校长不过是衙内的保姆，校长在衙内们看来也不是什么地位高的人。只不过是我们让他们来照顾我们的子弟，结果我们子弟一发脾气把他打死了，打死了就打死。衙内打死保姆不也是常有的事吗？那也是不能追究的。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１９９２年以后，陈云的经济主张基本上失势了——在８０年代的改革中，邓小平和陈云代表两个不同的方向。邓小平主张走市场经济道路，陈云虽然也批评毛、批评“凡是派”，但他其实主张苏联式计划经济，批评毛只是反对毛用“大轰大嗡”搞乱了计划。１９８９年后到１９９２年，中国曾有一度举棋不定，甚至出现一些骇人听闻的说法，什么要把个体户整得倾家荡产。但是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就把这个事情又扳过来了，南巡就提出来要搞市场经济。１９９２年以后，陈云的经济观点基本上就失去了市场。但恰恰在这个时候，他的政治观点，尤其是关于文革的看法，即使在陈云去世以后也没有衰落，反而在高干子弟，就是所谓当年的保皇派贵族红卫兵大量从政的背景下发展得更加突出。
这样一来，文革十年最重要的一个事实就被遮蔽了。文革中最残忍的一页到底是什么？现在可以肯定地讲，造反派整走资派是有很多不人道的、残忍的甚至是罪恶的现象，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文革中最残酷的一页不是什么造反派斗走资派，而是文革中对文革前“贱民”群体、包括对造反派的残酷镇压和屠杀。
我们可以看看几幅照片。这是什么场景呢？这几幅照片反映的是国共内战吗？是建国初期的剿匪吗？是二战时期的轰炸吗？都不是。即便按照邓小平时代否定文革中揭露的造反派迫害走资派的模式，也不会出现这样的场景。造反派的确对走资派很不人道、很野蛮，戴高帽、批斗会等等，这些迫害的镜头人们看到很多了，也确实应该公布这些镜头。但是更骇人听闻的是当权派对造反派的大屠杀，何止是迫害而已。
在我的家乡１９６８年７月到８月间，广西当权派与军方武装保皇派，并动用官方民兵和正规军围剿造反派。当时广西的这几个大城市，像我的家乡南宁，在这场战争之后的场景是什么样子？我曾对学生说，当时没有相机，没有人拍下来，但是你只要看看二战时期的斯大林格勒，当时的南宁就是这个样子。当时的南宁造反派控制区在镇压中几乎整个就被轰平了，仅仅这一场镇压就死了将近１０万人。那时城里到处都是死人，以至于从火车站到市中心广场的朝阳路，在路边就地起坟。就成百成百地在那里埋人。还把大量的人推进邕江，尸体顺江而下，漂出珠江口，使港澳人都大吃一惊。
广西发生的这些事其实在８０年代、９０年代也有所披露，但人们当时只是讲了这事的残酷，而没有讲这个残酷的来龙去脉。那时的广西是谁在杀谁？于是一些记载，尤其是国外一些书还说广西的这一幕是造反派屠杀别人。实际恰恰相反，在广西出现的是镇压造反派时的大屠杀。广西屠杀造反派很厉害的一个原因，是文革前的第一把手韦国清一直就没有失势。他能够利用旧有权力资源动员起各种各样的力量来镇压造反派，所以在广西就杀人杀得特别多。
而且大家知道毛泽东对广西的屠杀是支持的。１９６８年７月３号，毛泽东亲自批示了《七三布告》，《七三布告》就发起了广西出动军队来镇压造反派的那样一个行动。在《七三布告》公布的前后两个月内，按照后来“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公布的“不完全统计”，有名有姓有死亡记录有最后抚恤的就有近８万５千人。广西有２０多个县不仅大肆杀人，而且发生骇人听闻的吃人的现象。而调查指出，这些人中只有４千人是死在两派内战的战火之中的，其他人都是在非对抗状态下被杀的俘虏和平民。换言之就是真正在武斗战场上被打死的人并不多，大部分是屠杀俘虏，屠杀平民。更可怕的是大部分的死亡，９０％以上的死亡不是在群众性“造反”的无政府状态下，而是在成立了革委会以后，在有秩序的条件下，由当时的当政者从上而下有领导地进行的。
尤其是广西有２０多个县发生吃人的事，把人杀了以后又肢解，把肝啊肉啊拿来炒了吃，像这样的事情真是匪夷所思。这种事被揭露后曾有一种说法，为什么会发生这事呢？据说因为广西是少数民族自治区，少数民族本来就有野蛮的吃人习俗。这应该说完全是胡说。广西这个地方少数民族聚集的主要是西部，东部是汉族聚集区，中部是少数民族和汉族混居的地区。“处遗”资料表明：少数民族比重最大的西部，也是广西最穷最落后的百色和河池这两个地方，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些事，大量的吃人事件都是在汉族居住区和高度汉化的少数民族汉族混居区发生的。因此把这种事归咎于少数民族野蛮习惯是毫无道理的。
◇ 文革叙事中被遮蔽的最重要事实
因此可以说，如果乱民整官僚、“造反派整走资派”在某一个时段，比如说从全国而言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到１９６７年８月这一个时期可能是中国政治迫害的主流，那么在整个文革十年，从１９６６到１９７６这１０年里就不能这么说了。十年里官僚整老百姓，包括当权派整造反派，远比民众整当权派来得残酷。前面提到，过去官方的否定文革和如今毛左的肯定文革，都把毛泽东支持百姓反官僚当做文革的主要图景，这种说法是非常片面的。百姓才是文革悲剧真正的主角，而这个百姓中就包含了造反派。他们在得势的时候的确野蛮，我并不想掩盖这种野蛮。但他们更是百倍野蛮镇压的受害者。
文革当局鼓动群众暴力和“群众专政”的确是当时的特点，有人还说这是与斯大林秘密警察专政的不同之处。但是斯大林式警察专政在文革时期（尤其是“十年”文革）绝非不存在。而死于群众暴力的主要也是贱民与反对派群众（当时官僚“挑动群众斗群众”要比群众斗官僚血腥得多），而非“走资派”。
在短暂的造反派得势期间，很多“走资派”确实吃过群众暴力的苦头。但除了衙内得势时被打死的“保姆”（贵为校长的“保姆”在衙内面前其实算不得“当权派”）外，当权派遭受的群众暴力主要还是戴高帽、游斗中的推推搡搡之类，像煤炭部长张霖之在批斗中被打死（这是个文革当局直接介入的非自发事件）这种恶性案例其实是极少的。千年来“百姓怕官”的遗威并未在“造反”中消除，“奉旨造反”“借旨造反”的“刁民”对落难“大人”施暴通常还是有点分寸的。但是“革命群众”打死“四类分子”、“老保”民兵（文革时期维持运作的民兵，尤其最野蛮的农村民兵基本是保皇派把持）、非武斗状态下屠杀“造反”者的事是成千上万地发生，而且伴随着酷刑、轮奸，满门抄斩，活剐被吃等惨绝人寰的兽行。“造反派迫害走资派”哪里有过这种场景？
很多“走资派”在文革期间长期受难，直到改革初期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时才被解放的不在少数。但其实他们“受造反派迫害”的时间很短暂，绝大多数场合他们受的其实还是“体制内常规迫害”。当然，造反派应该说也是奉旨造反，这个账其实也应该算在下旨者头上。但即使奉旨造反也不是主要的，他们的受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实与“造反派”根本无关。如“彭陆罗杨”早在１９６６年５月就被捕，罗瑞卿甚至在１９６６年６月就跳楼自杀未死。但那时有造反派吗？王光美应该说是被造反派迫害的典型，大家都知道蒯大富批斗了她。但蒯大富自己１９７０年就被捕了，王光美却一直被关押到１９７８年底，在长达８年多时间里她这个“走资派”其实是与蒯大富这个“造反派”同时坐牢。这时迫害她的就是毛当局，而不是什么造反派。这样的受难与文革前的清洗、斯大林式的迫害没什么不同。而所谓毛泽东有不同于斯大林的独特的“反官僚”情结的神话，也是站不住脚的。
总之，以上四种文革叙事中只有第四种是比较接近事实的。但即使这种叙事，以往仍存在着很多缺环。而官僚整百姓，当权派整“造反派”在这些叙事中大都被有意无意忽视。纠正这种忽视，实事求是地还原这一时期领袖的翻云覆雨，以及翻云覆雨之下百姓整官僚的野蛮和官僚整百姓的更加野蛮，是非常必要的。
〔作者简介：秦晖，男，生于１９５３年。１９６６－６９年一直当初中“新生”，１９６９－７８年上山下乡在“早稻田大学”，１９７８年成为文革后首届研究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现退休。〕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５０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
播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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